出自《左传·昭公四年》：“郑子产作丘赋，国人谤之，曰：‘其父死于路，己为虿尾，以令于国，国将若之何？’”子宽以告。子产曰：‘何害？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。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，故能有济也。民不可逞，度不可改。诗曰：礼义不愆，何恤于人言！吾不迁矣！’”
公元前538年，郑国执政子产“作丘赋”。“丘”是春秋时期的行政单位，作丘赋就是按照丘来提取军赋。这项政策打破了当时的国野分界，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，扩大了兵源。
但严重损害了贵族的利益，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。就有人公开辱骂子产，骂得很难听。大夫浑罕对子产说：“有人在公开辱骂您呢？您不知道吗？”
子产说：“我推行新政，挨骂也在意料之中。苟利社稷，生死以之。死尚且不惧，挨几句骂就更不在话下了。法令不能朝令夕改，坚持下去才能收到成效。”
站在贵族和子产本身的立场上，新政百害而无一利。但站在国家的立场上，这项政策能够增强郑国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。子产不为私利，坚定地推行了新政。
“苟利社稷，生死以之”这句话传诵千古，清朝时林则徐在此基础上，写下了那句家喻户晓的诗句：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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